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一百年以来，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思想，领导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值此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建党百年·我们的文艺”微评，上海一批文艺家、评论家将围绕这一主题，结合上海的文艺发展历程，用文艺评论等方式回顾、梳理、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包括创作、理论评论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繁荣创作、发展评论的前景。
1962年3月2日召开的广州会议是调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所谓广州会议，实际上是由两个会议组成：即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著名导演艺术家黄佐临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党对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也作了进一步调整。广州会议由周恩来、陈毅、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这个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十分鼓舞人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也在会上明确宣布：要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激起了强烈反响，与会的科学家、文艺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去。
我记得，黄佐临院长当时听了讲话后，兴奋不已，随即给剧院的全体同仁写了一封信，畅谈自己的感受。虽说已经记不清佐临院长信中的具体话语，但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那难抑的激情充盈了洋洋洒洒的几页信纸，让我们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科学的春天来了！文艺的春天来了！
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就是在这次《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这应该说是一个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发言，也是对于戏剧观念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
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特别是话剧界，基本上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统天下，“三一律”的编剧模式，“第四堵墙”的表演和舞台呈现模式，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单一化、趋同化的倾向，有形无形地阻碍了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制约了戏剧艺术理应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表现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加上他自己多年的实践思考，他在这个发言中，发出了戏剧观应该广阔的呼吁。他明确提出：在戏剧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写实风格的戏剧，其实只存在了七十多年，人们完全没理由受其束缚。他提倡的戏剧观念应该多元共存的主张，也许今天看来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近六十年前的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童道明曾言，黄佐临院长的这个发言是中国戏剧界具有开创性理论探索的里程碑。
应该说，正是广州会议的春风，极大地激发了黄佐临的创作热情。在这之后不久，随着中央批准的《文艺八条》下达，在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明晰的政策措施。也正是这一切，使得黄佐临进入了又一个戏剧创作的喷发期。《第二个春天》《乌云难遮月》《兄弟》《激流勇进》《一千〇一天》等优秀作品接连推出，这些作品不仅题材多样，而且舞台呈现样式也是丰富多彩，几乎每一部戏都令人耳目一新。
于此同时，他还加紧了自己所钟情的写意戏剧观的实验，他广泛从古今中外不同戏剧观念主导下的不同舞台呈现样式和手段中汲取灵感和养料，为自己所用。在《激流勇进》中，我们看到了“散点透视”和电影的“蒙太奇”，在《一千〇一天》中，我们看到了三棱景巧妙营造的“布景大造反”和十多辆自行车在台上快速“跑圆场”，极生动地表现了邮递员为了尽快追回误投邮件的紧张场面。这样的别出心裁，令当时的一些资深戏剧人看了也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孜孜不倦地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进行研究借鉴。那个时期，他从戏曲剧目中移植排演了《打城隍》《打新娘》《打豆腐》，将戏曲的锣鼓经引入话剧，以尝试话剧表演新的语言和形体表达方式。可见，党的正确文艺政策的春风，是多么有力地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造力，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广州会议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科技界自不待说，我国第一颗成功爆炸就是明证。文艺界也同样，在这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戏剧界佳作频出，舞台新秀亦纷纷脱颖而出。就话剧界而言，北京有《伊索》《胆剑篇》《蔡文姫》等一批佳作问世。在之后举行的中南地区戏曲观摩演出中，花鼓戏《打铜锣》《补锅》《茶房飘香》等眩人眼球的好戏让人们交口称赞，还有福建的莆仙戏《春草闯堂》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惊艳全国。这样的事例太多，难以在此一一列举。作为一个老戏剧人，我深深地怀念这段文化艺术界的黄金岁月，当然，更忘不了党为文艺界送来的和煦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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