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戏曲艺术》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戏剧理论、中国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著有《20世纪中国戏剧史》《草根的力量》等。

　　1962年3月2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黄佐临在会上做了题为《漫谈“戏剧观”》的发言，他就中国戏剧创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和布莱希特有着各不相同的戏剧观，他的发言强调：“为了便于讨论，我想围绕着三个截然不同的戏剧观来谈一谈，那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观、梅兰芳戏剧观和布莱希特戏剧观——目的是想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和根本差别，探索一下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推陈出新的作用，以便打开我们目前话剧创作只认定一种戏剧观的狭隘局面。”1在此之后，他还为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京剧与梅兰芳》一书写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一文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并且由梅绍武先生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81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基本上与他的《漫谈“戏剧观”》相同。

　　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无疑是一篇极重要的戏剧理论文献，他指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这三位伟大的戏剧家，实有截然不同的戏剧观。但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他们有各不相同的“体系”，因而也并未引发有关“戏剧表演体系”的讨论，他指出了斯、布、梅拥有不同的戏剧观，却没有因此说他们是可以并称的“三大戏剧体系”。即使是1981 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也仍然只是很简单与客观地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理念与斯坦尼、布莱希特的明显差异入手，阐发他对梅兰芳的戏剧观的理解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至于因这篇文章引起长达几年的有关“戏剧观”的大讨论，则是另一个当代戏剧理论史的话题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与“三大体系”的讨论无关。

　　黄佐临（1906—1994），原名黄作霖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中国内地导演、编剧、作家，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提出“写意戏剧观”的理念，执导剧情电影《陈毅市长》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1988年，黄佐临获得中国话剧研究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出版文集《我与写意戏剧观》。

　　所谓“三大戏剧体系”成为一个词组，最初可追溯到1982年。当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的孙惠柱教授在《戏剧艺术》发表论文《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初探》，接续了黄佐临对梅兰芳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平行比较的路径，从另一个学术角度，对黄佐临同时关注这三位戏剧艺术家的研究模式与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分析和表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和“梅兰芳戏剧体系”，指出这三大戏剧体系对“真、善、美”的追求有不同的侧重，并且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统一“真、善、美”三者，实现其审美理想的；次年他接着在《戏剧艺术》发表《三大戏剧体系审美价值的动态考察》，进一步从历史的维度，展开了他有关“三大体系”的论述。“三大戏剧体系”的提法，自此而始。

　　孙惠柱教授的论文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其研究重心是这三大戏剧表演体系的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却成为人们引述的“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最初源头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孙惠柱的这两篇论文才是“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滥觞，因此，所谓“三大戏剧体系”说，实源于孙惠柱而非黄佐临。但是，客观地说，即使是孙惠柱的论文，也只是说梅、斯、布是三个不同的戏剧体系，固然，他称其为“三大”，却并没有使用“世界三大”的称谓。他只是在文章的开头说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三大戏剧体系在二十世纪剧坛产生了巨大的、超越国界的影响，得到了东西方广大观众的喜爱”，梅兰芳“终于形成了一整套炉火纯青、得到世界戏剧界一致公认的完美艺术形式”2，说明他是在“世界”的意义上讨论这三大戏剧体系的；其中，即使隐含了将这三大体系视为“世界三大”的意思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充其量也只是说它们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三大”。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限定词地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却日盛一日，甚至成为“常识”，即使是戏剧界的业内人士，也广泛引用这一表达式。

　　黄佐临和孙惠柱都提“三大”，都在分别论述这“三大”各自的特点，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是在业内，孙惠柱的论文其影响远远不及黄佐临，黄佐临从三位戏剧艺术家如何对待“第四堵墙”这一角度出发，阐述其异同，既通俗又清晰，而且更多地涉及戏剧自身的规律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相对而言，孙惠柱的分析，较偏于美学领域，它的影响面也就较为局限；诚然，另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那时黄佐临早就名满天下，而孙惠柱才刚刚出道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数十年后人们称“三大体系”时，已经是只知有黄佐临而不知有孙惠柱了。

　　“世界三大戏剧体系”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无疑是戏剧理论研究的悲哀。其实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戏剧界的专家和学者对它不是没有反思。从20世纪90年代起，它就受到戏剧界多位专家学者们质疑，其中就包括了最初提出与这“三大体系”相关的观点的戏剧家和学者们。

　　发表了有关三种不同“戏剧观”的谈话与文章若干年之后，黄佐临自己曾经特别提及，他当年的文章里只是说斯坦尼、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戏剧观”，并没有说他们是“三大戏剧体系”，而遍读黄佐临相关的文章，确实，他更是从来没有暗示说梅、斯、布三者不同的戏剧观，就构成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尽管他并不是“三大体系”说的倡言者，但他却并不想直接否认自己在提出这“三大体系”时的理论贡献，尤其是不想否认“梅兰芳戏剧表演体系”的提出与他的关系。他在晚年给梅绍武的一封信里说，“关于‘梅氏体系’问题，可能原是我提出的，但并没有命名为‘体系’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仅是指以梅先生为代表的昆京艺术，因为他老人家是Thebestexponentoftheart。”3由此可知，至少他非常愿意自己所提出的“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得到普遍承认与肯定，不过，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他或许也不是那么愿意他所说的三种戏剧观，被衍化成人们所说的“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他的这种既有保留又不愿意公开否认的态度，体现了一位艺术家或学者的心曲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

　　孙惠柱却没有这样的顾虑。与“三大体系”说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成“三大体系”始作俑者的孙惠柱，他因为在美国留学多年，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得以严肃认真地重新认识所谓“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在留学归国后专门撰写论文，对“三大体系”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做了深入讨论。论文用以引入问题的就是对自己1984年刚去美国时与西方学者讨论“三大体系”时的遭遇，他转述美国同行心目中的“三大表演体系”，并且直言，“西方学者们觉得几大体系的提法很新鲜，还没听我读文章就问我写的是哪三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个倒是人人都猜得到，但第三个就相差远了。我写的是代表中国戏曲的梅兰芳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但他们多半猜的法国人阿尔托。”4这是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孙惠柱直接面对西方学者以及西方戏剧界之后的真实体验，他看到了西方人对世界戏剧各大体系的认识与归纳总结，通过这种方式，他改而论述“现代戏剧的三大体系”，只是这“三大”已经非以前包括了梅兰芳的“三大”，而是斯坦尼、布莱希特和阿尔托，他叙述了这“三大”现代戏剧家的戏剧观与人生观。

　　在此前后，质疑“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文章并不在少数，因为“三大体系”的破绽实在太过明显。5然而，除了指出这“三大体系”说显而易见的谬误，更重要的是探讨如此明显的谬误，是如何衍化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常识”的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尽管哲学家们经常语带调侃地说“常识就是被普遍认可的错误”，弗洛伊德却告诉我们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错误是有原因的，而找出错误的根源，比如说找到明显错误的所谓“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说广泛流传的原因，比起简单地指出其错误或疏漏，更为重要也更具启发性。

　　1.黄佐临：《漫谈“戏剧观”》，《人民日报》1962 年4 月25 日。

　　2.孙惠柱：《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初探》，《戏剧艺术》1982 年第2 期。

　　3.梅绍武：《梅兰芳和黄佐临》，《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 页。

　　4.孙惠柱：《现代戏剧的三大体系与面具、脸谱》，《戏剧艺术》2000 年第4 期。

　　5.曾经多次引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说的孙玫先生，在《艺术百家》1994 年第2 期率先发表文章《“三大戏剧体系”说和“三种古老戏剧文化”说辨析》，指出“世界三大体系”说的错误，其后，《中国戏剧》杂志1998 年连续发表了廖奔的《“三大戏剧体系说”的误区》和谢柏梁的《我看“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等，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观点，当然，还有更多更晚近的辨析文章，如邹元江《对“梅兰芳表演体系”的质疑》，《艺术百家》2009 年第2 期，第122—127 页；周华斌《中西戏剧文化的历史性碰撞——关于“三大戏剧表演体系”》，《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189—191页；邹元江《解释的错位：梅兰芳表演美学的困惑》，《艺术百家》2008 年第2 期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手机，第7—12 页；等等，不胜枚举。